上篇已说明本案应先定性为涉外继承，并分别处理经常居所地、临终安排、死亡处置及中国境内遗产的准据法。本篇集中回答读者最关心的实体与执行问题：没领证的女友是不是法定配偶？非婚生子女能否继承？新加坡法下是否一样？中国继承文书又能否在新加坡直接使用？

七、未登记伴侣不当然取得“配偶”地位，但并非没有财产救济路径

本案中，一方为新加坡公民，双方在中国长期共同生活并育有孩子，但没有在中国办理结婚登记。处理继承时必须首先调查双方是否曾在新加坡、其他国家或地区依法成立婚姻；如果确实不存在依法成立的婚姻关系，则不能仅因长期同居、共同生活或共同育儿，也不能据此认定女方具有配偶身份，不能将其列入第一顺序继承人。

但女友不具有法定配偶身份，并不等于她对任何财产都没有权利。若其能够证明对某项房产或其他财产存在出资、共同投资、借款、代持或者其他共有关系，应先解决财产权属争议，再确定哪些财产属于死者遗产。只有属于死者所有的财产份额，才进入继承范围。

因此，若当事人生前希望在他去世后，女友继承其财产的权利得到保障，最有效的方式通常不是期待其死亡后在继承程序中使女友取得配偶身份，而是在具有遗嘱能力时通过立遗嘱、遗赠或其他合法财富安排，明确女友受益范围。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1049条及第1127条等关于婚姻登记和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如存在境外结婚事实，还应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2条判断结婚手续效力。

《民法典》物权、合同及共有制度相关规定；继承的对象原则上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八、非婚生子女的继承

01、适用中国法时，亲子关系确认后享有平等继承权

如果死者与女友所生孩子与死者之间的亲子关系能够依法确认，在适用中国继承法时，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均属于法定继承中的子女，具有同等继承权，不会因为父母没有领取结婚证而当然丧失继承资格。

实务上真正容易发生争议的往往是亲子关系证明。如果子女出生证明、身份登记等材料不足，或者其他继承人否认该子女与死者的亲子关系，就可能需要通过诉讼、亲子鉴定及其他证据解决身份问题。因此，当事人若育有子女，应在临终安排阶段尽量将证明亲子关系的文件准备齐全交由女友或子女保管。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第1127条明确法定继承中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02、新加坡法律与中国法律的差异

这一点是跨境规划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风险。中国法律明确保障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继承权利；但新加坡现行Intestate Succession Act 1967（《1967年无遗嘱继承法》）第3条对 child（子女）的定义使用“legitimate child（婚生/具有合法身份的子女）”，并包括依法收养的子女。由此可见，如果动产继承的准据法指向新加坡法律，在某项遗产最终适用该法的无遗嘱继承规则时，中国法律关于非婚生子女享有第一顺序继承权的规定不再适用。

因此，如果父亲的真实意愿是保障该子女取得其在中新两地的财产，最重要的风险控制措施之一就是避免让财产完全按无遗嘱继承处理，而应在具备行为能力时，在中新两地订立下合法可执行的遗嘱或其他合法安排，明确该子女的受益范围。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1071条、第1127条。

Singapore Intestate Succession Act 1967（新加坡《1967年无遗嘱继承法》）s 3（第3条，Interpretation，释义）。具体个案还须结合孩子的法律身份、亲子关系及其他可能适用的新加坡法律由当地律师审查。

九、新加坡法：domicile 与经常居所地不是同一概念

新加坡 Intestate Succession Act 1967（《1967年无遗嘱继承法》）第4条规定，死者动产的分配由其死亡时 domicile（住所/法律住所） 所在国的法律调整。因此，如果死者在新加坡有动产遗产，则首先应确定其死亡时的domicile。

新加坡法中的 domicile（住所/法律住所）与中国法律中的“经常居所地”并非同一概念。中国法下的经常居所地以“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生活中心”为核心标准；而新加坡法下，若主张一个人已将某地作为 domicile of choice，需要证明两个要件：其一，在该地的居住不是临时或过渡性的；其二，有将该地作为永久或无限期居所的意图。单纯的居住年限本身不足以改变 domicile。 因此，一个新加坡公民即使长期在广州居住，也不能仅凭居住时间就当然认定其已丧失新加坡 domicile 或已取得中国domicile。新加坡律师需要结合死者生前长期居住、生活安排和永久居住意图等具体事实判断其死亡时的 domicile。

在程序上，新加坡的遗产管理申请分两种情况，有有效遗嘱且由执行人申请时通常涉及 Grant of Probate（遗嘱认证书/遗嘱执行授权）；无有效遗嘱时通常涉及 Grant of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遗产管理书）。新加坡法院现行程序还要求申请人申报遗产范围，并在涉及外国法时，可能还要求提交 affidavit of foreign law（外国法宣誓书）或相应外国法证明。

【法律依据】

Singapore Intestate Succession Act 1967（新加坡《1967年无遗嘱继承法》）s 4（第4条）。

Singapore Family Justice Courts（新加坡家事司法法院）现行 probate and administration（遗嘱认证与遗产管理）官方程序及 Family Justice Courts Practice Directions 2024（《2024年家事司法法院实务指示》）相关规定。

十、外国法查明：程序严格

一旦中国法院通过冲突规范确定某一争议应适用新加坡法，就进入“外国法查明”程序。《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规定，外国法律原则上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如果外国法是当事人依法选择适用的，则当事人负有提供义务。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国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后，进一步明确：当事人没有选择外国法，而是由冲突规范指向外国法时，查明责任在人民法院；法院仍可以要求当事人协助，但不得仅因当事人未协助提供就直接认定外国法不能查明。

查明途径包括，由当事人提供、司法协助、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请求使领馆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或参与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中外法律专家以及其他适当途径。若一个途径得到的法律内容不明确、不充分，法院应通过不同途径补充查明。

当事人提供新加坡法律时，不应只提交一个网页截图或中文译文，而应提交具体法律规定，并说明获得途径、效力状态及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若所涉外国法属于判例法，还应提交判例全文。法律专家或查明机构提供意见的，还需提交资质、身份资历以及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声明。

查明的外国法材料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各方有权就外国法的内容、理解和适用发表意见。裁判文书如果适用外国法，还应载明查明过程和外国法内容；如果认定不能查明，也应说明不能查明的理由。

需要注意的是，《解释（一）》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旧规则，应结合《解释（二）》理解；《解释（二）》明确，其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司法解释与其不一致的，以《解释（二）》为准。

【法律依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

《解释（二）》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第13条。

十一、中国文书在新加坡，不直接认可适用

新加坡存在 resealing（外国遗产授权文书重新盖印/确认）制度。

当新加坡公民在海外去世，其继承人在当地取得了遗产继承法律文书。但其在新加坡有资产（如银行账户、房产）时，新加坡的银行或登记机关通常不会直接接受这份外国文书。resealing程序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申请人将外国的Grant提交给新加坡高等法院，法院审查后在文书上加盖新加坡法院的印章。一旦完成盖印，该外国Grant在新加坡境内就如同是由新加坡法院自己签发的一样，遗产代理人（executor/administrator）即可凭此管理新加坡的资产。

resealing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文书，根据新加坡法院现行材料，resealing 适用于符合《Probate and Administration Act 1934》（《1934年遗嘱认证与遗产管理法》）及相关程序规定的外国 grant（遗产授权文书）；现行法院材料特别列明 Commonwealth country（英联邦国家）或 gazetted territory（指定地区）等条件，而中国不在其中。

【法律依据】

Singapore Probate and Administration Act 1934（新加坡《1934年遗嘱认证与遗产管理法》）及 Singapore Family Justice Courts Practice Directions 2024（《2024年家事司法法院实务指示》）关于 resealing 的规定。

十二、操作路径：四阶段推进

1、生前安排

确认当事人行为能力；核实国籍、婚姻、父母和全部子女；制作全球资产负债表；判断广州是否可能构成经常居所地；设计中国遗嘱并协调新加坡律师审查新加坡资产；指定遗嘱执行人，并特别处理女友及非婚生子女的保障。

2、死亡后的处置

取得中国死亡证明；联系新加坡驻华使领馆；办理火化或遗体、骨灰运输；向新加坡 ICA（移民与关卡局）报告海外死亡；统一整理翻译、认证和亲属关系文件。

3、中国遗产处理

调查中国房产、银行账户、车辆、证券、公司股权、保险和债权；区分遗产与女方自有或共有财产；确定各项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无争议的按照登记机构、金融机构及公证等程序办理，有争议的通过人民法院解决，并在需要适用新加坡法时依法启动外国法查明。

4、新加坡遗产处理

由新加坡律师确认 domicile（住所/法律住所）、遗嘱效力、当地遗产范围及受益人资格，根据案件情况申请 Grant of Probate（遗嘱认证书）或 Grant of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遗产管理书），并处理银行、证券、房产及公司权益。

十三、结语：跨境继承的“五张清单”

对于“新加坡籍父亲＋中国籍同居伴侣＋非婚生子女＋中新两地资产”的家庭结构的遗产继承，律师的法律服务不能只交付一份遗嘱，更完整的临终法律服务至少应形成五张清单：身份与亲属关系清单、全球资产负债清单、适用法律清单、死亡后办理事项清单以及中新两地执行人和专业机构清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籍不等于准据法，经常居所地不等于新加坡法上的 domicile（住所/法律住所），同居伴侣不当然等于配偶，而同一个非婚生子女在中新两套无遗嘱继承制度下也可能面对不同的法律评价。

真正成熟的跨境继承安排，不是在死亡发生后再寻找一条“最有利的法律”，而是在当事人仍具有充分意思能力时，把身份、财产、遗嘱、执行人和两国程序提前衔接。这样，死亡以后留下的是一套可以执行的方案，而不是一组需要两个法域重新解释的争议。

说明：本文为法律实务研究文章，旨在说明中新跨境继承的一般分析框架。具体案件仍应根据死者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domicile（住所/法律住所）、婚姻及亲子身份、财产所在地、遗嘱文本和当时有效法律分别判断。涉及新加坡法的具体法律意见，应由具备当地执业资格的律师结合个案确认。

律师介绍

陈力律师

炜衡广州高级合伙人

炜衡广州新加坡业务部主任

陈力律师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执业逾20年，化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第十一届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炜衡广州高级合伙人、新加坡业务部主任。团队专攻刑法、公司法、合同法、涉外业务等领域，经办各类案件涉及金额超百亿元。

叶诗媛律师

执业律师

法学学士，现为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主要参与民商事争议解决及涉外法律事务，随团队办理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侵权责任、婚姻继承等案件，参与案件分析、法律检索、诉讼方案制定、法律文书起草及庭审等工作。注重从事实、证据与法律适用出发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团队协作与案件实践中持续积累实务经验，并持续关注民商事争议解决、婚姻继承及跨境法律实务。